侯亚辉等：《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的理解与适用

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工作，推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检察机关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持续加强检察基本职能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印发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以下简称《逮捕质效标准》）。为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理解适用，现就该标准起草背景、主要内容及重点条款解读如下。

一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最高检党组工作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求“所有司法机关都要紧紧围绕这个目标来改进工作”。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强化检察监督”，特别强调“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2024年10月，最高检党组作出“一取消三不再”决定，同时部署一体抓实“三个管理”，推动构建检察“大管理”格局。2026年1月，全国检察长会议突出强调，要持续健全检察环节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推动法律监督全面提质增效，并明确了构建包括评价标准体系在内的高质效办案“五大体系”。2026年7月召开的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指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是法律监督在捕诉环节的重要载体，加强基本职能，对于强化检察监督、检察职权具有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重要作用。聚焦审查逮捕评价标准体系，科学制定逮捕办案质效标准，让“高质效”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有依循、能对照、可评价。

二是满足司法实践新变化新要求。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标志性、根本性、基础性职能，随着近年来我国轻罪案件占比居高等犯罪结构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广泛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面深化贯彻落实等，对审查逮捕工作也提出新要求。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在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检察工作会议和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多次强调，要依法加强审查逮捕工作，提高审查逮捕案件办理质效。

三是适应相关法律、司法解释等修订完善的需要。近年来，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分别经历了两次较大修改，逮捕法定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包括细化了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增设了径行逮捕条件和转捕条件，相继确立了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重要制度，这些都对审查逮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检察机关“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在发挥引导侦查、有力指控犯罪等诸多优势的同时，也面临一些需要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包括如何准确把握逮捕、起诉标准的差异，如何加强捕诉制约、优化捕诉衔接，如何完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等。审查逮捕的法律规定、工作要求、办案体制及刑事政策等均发生较大变化，现有工作规范已不能满足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需要。各地检察机关对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审查逮捕工作指导、准确把握逮捕条件适用标准的需求十分迫切。

基于此，在最高检党组部署下，普通犯罪检察厅牵头组建工作专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审查逮捕工作的广泛调研，并围绕《逮捕质效标准》文件起草进行了专题调研、研究论证等工作。院领导多次对起草工作组织专题研究，全程指导修改完善。形成初稿后，经广泛征求最高检相关内设机构、各省级检察院、专家学者和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意见，反复修改完善，《逮捕质效标准》于2026年3月31日经最高检检委会审议通过，并于5月28日起正式施行。

（一）《逮捕质效标准》的起草原则

一是坚持审查逮捕、审查起诉统筹考虑。《逮捕质效标准》突出审查逮捕案件办理特点，紧扣逮捕的法定条件与评价标准，注重与起诉标准的差别，进一步完善审查逮捕实体和程序规范。

二是坚持严格依法，确保规范有据。起草中坚持遵从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确保严格依法。对于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但上位法中尚未明确作出修改的，秉持审慎态度。比如，研究过程中曾有意见建议对径行逮捕条件中的“曾经故意犯罪”作出限缩，设置“五年内”或“本罪为故意犯罪”等限定条件，考虑到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作出修改，最终未予采纳。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回应实践需求。针对近年来实践中出现的趋利性执法、捕诉标准混同、长期“挂案”等新问题，以及构罪即捕、不捕类型混用、跟踪监督乏力等仍存在的老问题，均在《逮捕质效标准》中予以明确规范，确保高质效办案有据可循。

四是坚持落实高质效办案标准。《逮捕质效标准》在确立审查逮捕案件基本标准的基础上，通过设置办案质效不高、不合格案件的认定标准，反向约束和规范案件办理，并引导检察官在立案监督、追捕追漏、侦查监督等方面积极履职，将高质效办案要求做深做实做细。

（二）《逮捕质效标准》的整体结构

《逮捕质效标准》共38条，分为“总体要求”“逮捕案件质效标准”“不捕案件质效标准”“附则”四部分。第一章“总体要求”，共6条，主要内容为对逮捕案件办案质效的总体要求。从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坚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坚持依法准确把握逮捕标准、坚持依法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等方面提出了统领性要求。第二章“逮捕案件质效标准”及第三章“不捕案件质效标准”两部分，是文件的主体部分，共28条，主要内容分别为办理逮捕案件的实体、程序规范和质效标准，以及不捕案件的不捕条件、类型、程序规范和质效标准。第四章“附则”，主要为适用要求及其他事项。

（一）坚持高质效办案的总体要求

总体要求部分共6个条文，提出的“六个坚持”是统领性、原则性要求，明确了“一个价值目标、一个刑事政策、一个标准、三个原则”，统领整个《逮捕质效标准》，适用于全部审查逮捕案件的办理。

一是开宗明义提出坚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审查逮捕工作应当坚持的总体要求和基本价值追求。要坚持审查逮捕主责主业，坚持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坚持“三个善于”的司法理念。二是既要防止该捕不捕、轻纵犯罪，也要避免不该捕而捕、构罪即捕，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逮捕措施的适用应当与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成比例，注意与其他强制措施适用条件的区分。三是坚持依法准确把握逮捕标准。审查逮捕处于侦查初期，证据相对不完整，既不能将逮捕条件与起诉条件等同，拔高逮捕标准，忽视逮捕保障诉讼的重要作用，也不能为片面追诉犯罪，对仅符合构罪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即予以逮捕，降低逮捕标准。四是明确坚持严格依法、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三项原则。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始终以证据为依据，严格依法作出逮捕或者不捕的决定，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始终在法律框架内严格把握逮捕条件与逮捕必要性。逮捕是限制人身自由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既要发挥逮捕措施在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及保障诉讼顺利进行中的重要作用，也要准确把握其适用的必要性与底线性，即逮捕不可替代的情况下才能决定适用，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在作出捕与不捕决定的同时，还应当切实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增强法律监督实效，做到“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体现高质效办案的导向要求。

（二）严格依法适用逮捕法定条件，进一步厘清逮捕、起诉标准

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重要的基础性职能。严格依法、准确把握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和社会危险性条件，是提高审查逮捕质效的前提和基础。《逮捕质效标准》第二章即从细化逮捕法定条件入手，对逮捕法定条件进行细化与完善。

1.事实证据条件。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对于守住正确适用逮捕的底线具有重要作用。事实证据条件需满足“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以及“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的法定要求，呈现从“事”到“人”再到“证”的逻辑关系。当案件犯罪构成要件的基础犯罪事实以及该事实由提请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实施均达到“有证据证明”的标准时，即满足逮捕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审查逮捕处于侦查早期，特别是对于黑恶势力犯罪、长链条毒品犯罪、涉众型经济犯罪、跨境犯罪等案情复杂、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而言，尚难以达到全部犯罪事实均已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要求查清全部犯罪事实既不现实也不客观。只要有证据证明涉嫌罪行中的一个犯罪事实、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犯罪行为，或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行为即符合逮捕的事实证据条件，不能以证据不足为由不批准逮捕。这也是逮捕标准与起诉标准的重要区别之一。当然，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犯罪事实，应当进行全面审查，不能仅审查其中部分事实。

2.刑罚条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是逮捕的刑罚条件，《逮捕质效标准》第9条明确此处指实际可能判处的“宣告刑”。曾有意见认为，应依据“法定刑”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该理解易导致逮捕措施适用泛化，模糊了刑罚条件的准确性。目前，较为一致的意见是，需结合案件事实、涉嫌罪名及具体情节，依据刑法及量刑规范判断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的宣告刑，以此确定是否符合逮捕刑罚条件。反之，对于宣告刑不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或不予逮捕的决定。在审查具体情节时，与审查起诉需全面审查并准确认定各量刑情节不同，审查逮捕对刑罚的预判重点在于是否可能达到徒刑以上刑罚标准，而非进行精确量刑。

3.社会危险性条件。应勇检察长指出，要在准确把握证据条件、刑罚条件基础上，加强社会危险性审查。由于社会危险性条件影响因素多、裁量空间大、审查难度大，仍然是实践中的审查短板与弱项。有的检察人员审查逮捕社会危险性的意识不足，缺乏对社会危险性的专门分析；有的仅以“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笼统表述；有的未明确指出犯罪嫌疑人具体存在哪种社会危险性情形等。《逮捕质效标准》在明确社会危险性审查的五类情形及具体指引的同时，要求审查时需结合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性质、情节、认罪认罚等情况综合认定，进行实质化审查分析，并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作出判断。

尽管逮捕社会危险性条件具有预判属性，但审查判断时仍应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应当根据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综合审查认定，即公安机关提请逮捕时，应当移送能够反映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材料。若在案证据本身已能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如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死亡、严重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的，可不再另行提供相关证据，但需公安机关在提请批准逮捕书中作出专门说明。若在案证据本身无法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逮捕的社会危险性，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补充移送证明其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经要求后，公安机关仍未移送或未补充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证据的，应当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需要指出的是，为避免对社会危险性条件的泛化认定，不能仅以公安机关出具的“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概括性说明作为具有社会危险性的证据。同时，也不能仅因犯罪嫌疑人不具有本地户籍、未与被害人达成赔偿谅解等情形，径直认定其具有社会危险性，而应当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性质、情节、认罪悔罪态度、个人品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因素，结合在案证据综合审查判断。

4.“径行逮捕”条件与“转捕”条件。对于径行逮捕条件中“曾经故意犯罪”的规定，有部门和地方建议作出适当限制，如增加前后两罪时间间隔“五年”的限定，或将再次犯罪限定在“故意犯罪”范畴等，以平衡再次犯罪罪行较轻、无须逮捕的情况。经慎重研究，考虑到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正在推进，在法律尚未作出修改的情况下，不宜突破现有法律规定增设额外限制条件。但《逮捕质效标准》在法律框架内，对相关内容作出更契合立法本意与司法实践的细化。根据刑事诉讼法“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的规定，《逮捕质效标准》在第16条明确“曾经故意犯罪”是指犯罪嫌疑人曾因故意犯罪被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或者裁定并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情形。对于曾因涉嫌犯罪被撤销案件或者被不起诉的，不属于“曾经故意犯罪”的情形。对于“身份不明”的规定，《逮捕质效标准》参照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颁布的《关于健全对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审查工作机制的意见》，明确对于不讲真实姓名、住址的犯罪嫌疑人，需经公安机关通过信息系统比对、档案信息比对或者生物识别信息比对等方式，充分运用核查手段确实无法查明其真实身份时，方可径行逮捕。对于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犯罪嫌疑人，无论其是否可能被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都因违反了非羁押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已不足以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可以予以逮捕。

（三）准确适用不捕情形

审查逮捕中，对于不捕情形以往规范不够、强调不多，司法实践中容易出现几种不捕情形混用的情况。为规范不捕的适用，《逮捕质效标准》明确提出不捕情形不得混用，并首次设置了多个不捕条款对不捕情形作出细化。具体分为没有犯罪事实不捕、不追究刑事责任不捕、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证据不足不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捕，以及不适宜羁押不捕等六种类型，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体依据，有助于提高不捕案件办理质效。

1.没有犯罪事实不捕、不追究刑事责任不捕、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不捕。《逮捕质效标准》第26条第1款规定，犯罪嫌疑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以不构成犯罪或不追究刑事责任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并非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应当对提请逮捕的该犯罪嫌疑人以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中部分犯罪嫌疑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对该犯罪嫌疑人以没有犯罪事实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对所立案件或者案件其他犯罪嫌疑人继续侦查。《逮捕质效标准》第26条第2款是针对不符合逮捕条件要求的“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而作出不捕的规定。实践中存在忽视审查逮捕刑罚条件、“构罪即捕”的问题，部分案件作出逮捕决定后，在事实证据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审查起诉中提出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等徒刑以下刑罚的量刑建议，反映出审查逮捕时对刑罚条件的把握存在偏差。明确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应作出不捕决定的情形，加大了审查逮捕环节对刑罚条件的审查力度。

2.证据不足不捕。《逮捕质效标准》第27条明确了八项容易出现错误认定，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具体情形，细化了证据不足的认定标准。其中，第（一）项规定，“仅有犯罪嫌疑人本人的有罪供述，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不属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因缺乏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即便供述内容再全面、稳定，也不能认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在共同犯罪案件中，若仅有同案犯的供述能够相互印证，而无其他证据印证的，仍需注重审查是否存在串供、顶包或者罪责顶替等情形。第（四）项涉及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形。对于缺乏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之间能够相互印证，且对基本犯罪事实的证明已形成完整证据链的，可认定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反之，若既无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又无法相互印证，或者虽有印证但仍不足以证明基本犯罪事实的，则属于证据不足。在界定逮捕案件的证据不足时，需注意与审查起诉案件证据不足的区分，前者指证明“有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据不足，不要求达到证明全部犯罪事实的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3.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捕。犯罪嫌疑人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犯罪后有认罪悔罪表现、系过失犯罪并积极弥补损失、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双方达成和解矛盾得以化解、未成年人或已满七十五周岁老年人等，均是社会危险性降低的重要因素。对于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的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作出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逮捕质效标准》总结了七种一般不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提请办案人员注意。

对社会危险性的判断，应遵循综合评价原则，实践中需注意避免唯犯罪数额论、唯罪名论、唯单一情节论等错误倾向。既不能仅因犯罪数额达到一定标准、属于某类重罪罪名或者具有某一社会危险性情节，就直接否定社会危险性评价中的从轻因素；也不能因罪行较轻，就简单排除犯罪嫌疑人具有社会危险性，而应结合犯罪嫌疑人具体情况与案件具体情形作出综合判断。少数罪行较轻的犯罪嫌疑人，也存在犯罪情节恶劣具有社会危险性的情形，不能仅因罪行较轻就排除逮捕的适用。《逮捕质效标准》第12条即对轻罪案件中应予逮捕的情形作出规定，对以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为侵害对象实施暴力犯罪，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的案件，以及在食品、药品、医疗、社会保障等与百姓生命健康密切相关领域实施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恶劣的案件，应当认为具有社会危险性。

4.不适宜羁押不捕。对于虽符合逮捕条件，但因身体等原因不适宜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可依法不批准逮捕，并可建议公安机关采取监视居住措施。当犯罪嫌疑人出现不适宜羁押的情形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可不予逮捕羁押。《逮捕质效标准》第29条明确了不适宜羁押不捕的法律依据。对此情况，规定“可以”不批准逮捕，而非“应当”不批准逮捕。若犯罪嫌疑人虽存在怀孕、哺乳等不适宜羁押情形，但不予羁押社会危险性很大、可能影响诉讼正常进行的，仍应依法批准逮捕。

（四）加强捕诉制约、优化捕诉衔接

2026年1月，应勇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指出，要进一步厘清捕诉标准、加强捕诉制约、优化捕诉衔接。针对实践中存在的“一捕了之”“不捕了之”等捕后、不捕后跟踪监督不足以及与审查起诉衔接制约不够等问题，《逮捕质效标准》通过相关条款设置，强化了捕后和不捕后的引导取证与跟踪监督。

1.捕后继续取证。对于案件虽已符合逮捕条件作出批准逮捕决定，但证据尚未达到确实充分标准，仍有进一步取证空间的，检察机关在批准逮捕后不应止步于此，而应引导公安机关继续侦查、完善证据体系。《逮捕质效标准》在第17条办案程序规范的第（七）项中规定，对逮捕后需要公安机关继续侦查的案件，制作继续侦查提纲，同时明确，继续侦查提纲需写明继续侦查的事项、理由、侦查方向、需补充收集的证据及其证明作用等，送达公安机关。通过制发详细的继续侦查提纲，明确取证方向与重点，引导后续侦查取证工作，从而做好捕诉衔接，为审查起诉奠定扎实的证据基础。检察机关应建立捕后跟踪监督机制，定期跟踪侦查进展，对侦查活动进行动态监督，发现逮捕后公安机关未实质性开展继续侦查的，应当依法提出监督意见，必要时可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确保侦查活动依法规范进行。

2.不捕案件跟踪监督。检察机关作出不捕决定后，部分案件因跟踪不到位，不捕后公安机关未作出相应处置，甚至形成长期“挂案”；还有部分案件虽证据暂时未达逮捕标准，但经进一步补证仍有较大成案空间，因此，不捕并不意味着案件终结，不能“不捕了之”。检察机关应秉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强化检察监督履职，通过对不捕案件的跟踪监督，推动案件依法规范处理。

根据不捕情形，《逮捕质效标准》第32条明确了相应监督方式，提出了针对性的办案要求：对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16条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应当告知公安机关撤销案件，防止形成长期“挂案”；对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被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或者共同犯罪中部分犯罪嫌疑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应当告知公安机关对有关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对因证据不足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应当督促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取证或者依法处理，避免侦查机关怠于履职、错失取证时机或再次形成“挂案”；对因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或者不足以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的，应当监督公安机关及时侦查、移送审查起诉，因犯罪嫌疑人已构成犯罪，需监督公安机关及时移送起诉，防止“简案慢办”。

（五）依法全面履行检察监督职能

应勇检察长指出，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中，要审查侦查机关移送的事实证据，依法决定捕与不捕，同时还要审查有无漏捕，以及诉讼活动违法情形并依法监督。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强调，依法决定批捕或不捕，以及纠正漏捕、漏诉，本身就是法律监督，批捕或不捕后的跟踪监督、引导取证，实质也是法律监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贯穿办案全过程，要深化“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理念，审查逮捕中不仅要聚焦案件事实与证据审查，还应敏锐发现法律监督事项，同步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将各项检察职能统一于法律监督。《逮捕质效标准》在总体要求中设置专门条款，统领审查逮捕监督履职规定，在具体条文中，分别列明监督事项。

一是坚持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根据《逮捕质效标准》第6条规定，审查逮捕环节的法律监督，既包括对刑讯逼供、非法取证、侦查活动违法、监督撤案等对报请案件本身的底线监督，防范冤错案，也涵盖监督立案、发现漏犯、漏罪或者其他监督线索等报请案件事实以外的监督要求；既包括审查逮捕案件办理过程中的监督，也涵盖捕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以及捕后侦查期间的监督履职，充分体现高质效办案的内涵。

二是准确区分情形，依法开展深层次法律监督。对于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但公安机关未予立案侦查的，应当依法监督立案；对于经审查确认无犯罪事实、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存在以刑事手段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等情形的，应当依法监督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发现遗漏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有遗漏罪行的，应当向公安机关制发《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建议书》追捕漏犯，依法认定遗漏的犯罪事实，或者制发补充侦查提纲，引导公安机关对遗漏罪行继续侦查取证。

三是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充分发挥捕前介入作用。当前，新型犯罪层出不穷，疑难复杂案件持续增多，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开展捕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尤为重要。通过明确侦查取证方向，帮助侦查机关及时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取证及法律适用建议，可有效统一检警执法司法尺度，提升疑难复杂案件办理质效。同时，还可同步开展法律监督，提升侦查活动规范化水平，为后续审查逮捕工作打好基础。

四是注重“四大检察”综合一体履职。《逮捕质效标准》第20条第（五）项规定，对于发现侦查人员滥用职权、失职渎职、徇私枉法等职务违法犯罪线索，或者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监督线索，应当移送相关部门处理。通过内部线索移送与协同办理，实现刑事检察与其他检察业务的深度融合。

五是对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明确实质化审查要求。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是逮捕后羁押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为保障疑难复杂案件侦查取证需要设置的羁押期限延长制度。为防止该制度被滥用，《逮捕质效标准》第22条明确提出检察机关办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案件实质化审查要求。对逮捕后侦查机关未有效开展侦查工作，或者侦查取证没有实质进展，不符合法定延长情形，或者犯罪嫌疑人没有继续羁押必要的，检察机关可以作出不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决定，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诉讼权益。

（六）规范审查逮捕办案程序

《逮捕质效标准》第17条针对审查逮捕中的关键环节，对案件管辖审查、犯罪嫌疑人讯问、律师意见听取、诉讼权利告知、审查期限、捕后继续侦查等办案程序作出总体要求，并在后续条款中分别予以细化，明确要求依法规范开展审查逮捕办案活动，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主体的诉讼权利，确保案件依法公正办理。

一是管辖权的审查。针对实践中出现的趋利性执法等问题，为从源头防范该类问题，在审查逮捕环节严格管辖权审查，能够有效遏制地方保护主义与不当利益驱动下的管辖冲动，从源头上保障案件办理的合法性。《逮捕质效标准》第18条第2款中明确要求，对于公安机关没有管辖权而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不予受理，并告知公安机关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依法处理或者报请指定管辖。若存在违法情形，还应当及时开展监督。此处“没有管辖权”，是指公安机关依法不具有案件管辖权，且未申请共同上级机关指定管辖的情形。《逮捕质效标准》第18条第3款还提出，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管辖不明”案件，该类案件多因存在管辖争议，公安机关尚未申请指定管辖或者相关申请尚未获批准导致，对此应当及时与侦查机关沟通，督促其先行解决管辖争议，待管辖明确后再提请审查逮捕。紧急情况下，若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条件、不予羁押可能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检察机关可以先依法开展审查逮捕工作，但在批准逮捕后，需告知公安机关依法移送有管辖权机关处理或者报请指定管辖，督促其尽快明确管辖问题。这一规定既坚守了管辖法定原则，又兼顾了紧急情形下的诉讼保障需求，体现了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的平衡。但需避免将紧急情况普遍化，不能以紧急情况为由绕过管辖审查规定，必须严格把握适用条件，坚守管辖程序的底线要求。

二是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审查逮捕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是落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重要制度安排，《逮捕质效标准》在第19条作出相关规定。对于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于辩护律师提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或者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形等书面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审查，结合案件事实证据依法作出判断，并在相关文书中说明理由。

三是变更罪名。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应当围绕公安机关移送的案卷材料开展审查。对于符合逮捕条件，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罪名不准确的，《逮捕质效标准》明确应当依据审查后认定的罪名作出逮捕决定，无须等到审查起诉阶段调整罪名。这将更有利于明确侦查方向，符合检察机关客观公正义务的要求，保障审查认定的事实与适用法律相统一。

（七）健全审查逮捕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

审查逮捕作为刑事诉讼的前端环节，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防范冤错案的第一道关口。为推动高质效办案要求落地落细，《逮捕质效标准》通过具体条款，科学设置了逮捕案件与不捕案件的基本标准，以及质效不高、不合格案件的具体标准，引导审查逮捕工作树立“规则引领”意识，推动办案评价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与结果并重”，从而在更高层次实现公平正义与司法效率的有机统一。

1.案件质效不高。质效不高案件，是指作出逮捕或不捕决定的案件，虽未构成错捕、错不捕，但在实体认定、办案程序、法律文书等方面存在较大瑕疵，或办案存在严重不规范情形，未达到基本办案标准的案件。《逮捕质效标准》第23条规定逮捕案件质效不高包括九种情形：事实认定存在较大瑕疵；证据认定存在较大瑕疵，应当发现而未发现，或应当依法排除而未排除；对徒刑以上刑罚的把握确有不当等逮捕条件认定方面存在较大瑕疵；办案超期、文书制作存在较大瑕疵等严重违反办案规定的情形。《逮捕质效标准》第33条将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作出不捕决定确有不当、不捕情形适用错误、应当说明不捕理由而未说明等严重违反办案规定的情形，规定为不捕案件质效不高。

2.案件不合格。不合格案件，是指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或程序规范上存在根本性错误，导致结论失当，或是造成严重后果、严重不良影响的错捕、错不捕案件。《逮捕质效标准》规定逮捕案件的不合格情形包括：对没有管辖权的案件作出逮捕决定；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具有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人批准或者决定逮捕；逮捕后案件被撤销、作出不起诉处理或法院判决无罪，经案件质量评查确认逮捕确有严重错误等违反办案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不捕案件的不合格情形包括：对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错误不捕，致使其“故意实施新的犯罪”或者“严重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上级检察院发现下级检察院不捕决定错误，在案件事实、证据无变化的情况下改为批准逮捕，经评查确认不捕决定确有严重错误等情形。要避免机械地将上级变更决定直接作为“不合格”的认定标准，对案件作质量评价时，应以审查逮捕时的证据为依据，结合案件办理难度、情形的严重程度与发生频次、造成的影响等因素综合认定。

1.关于案件质效评价的基本考虑。在质效标准评价中，首先，要避免简单以案件后续被判处无罪、不起诉或轻缓刑等结果倒推逮捕存在质量问题。审查逮捕处于侦查早期，案件后续变化因素较多，应当立足逮捕办理时的在案证据条件，客观、科学、理性地评判办案质效。其次，《逮捕质效标准》需要结合《人民检察院案件质量检查与评查工作规定》一并适用。根据该规定，因出现新证据导致犯罪事实或情节发生重大变化、法律及司法解释调整修改、专业认知范围内的理解分歧、技术条件限制等情形，且检察官已尽到应尽审查义务的，不得作出负面评价。再次，标准明确了质效不高案件和不合格案件的认定程序与结果运用：认定质效不高案件、不合格案件，应当经过案件质量评查，再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充分体现了案件质量认定的审慎严谨。

2.对《逮捕质效标准》的运用。《逮捕质效标准》作为检察人员依法规范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基本依据和重要遵循，要切实将《逮捕质效标准》落实到每一个案件办理中。同时，它也是一体加强“三个管理”、高质效办案评价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为案件评价提供了专业的、科学的评价标准，回答了高质效办理审查逮捕案件的评判问题，也要作为案件质量检查、评查的重要参考。

3.质效结果运用。各级检察院应将《逮捕质效标准》作为案件质量检查、评查的重要参考，作为对检察官日常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办案质效不高及不合格案件反映出的问题，办案单位应当加强总结分析、监督管理、问题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