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
41.姚某涛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以提供高息回报金融产品、高薪兼职工作等为手段进行诈骗兼具诈骗罪和传销犯罪的特征。对此，应当通过区分被害人主观认识、客观方面以及犯罪集团经营组织模式等方面进行研判。主观方面，被害人交纳会员费是为了获得高薪兼职工作，并非为了加入犯罪集团。客观方面，犯罪集团声称的提供高薪兼职工作并不存在，属于虚构事实的诈骗。从犯罪集团组织模式看，其内部没有形成拉人头式的层级，收入来源就是会员交纳的会员费。对于所涉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骗取财物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
42.李某彬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关于“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帮助取款行为的定性。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日益猖獗，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在上游诈骗犯罪尚未侦破的情形下，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下游的帮助取款行为如何定性，争议聚焦于诈骗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于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而帮助取款的行为人，在认定其行为是否属于诈骗共同犯罪时，应当以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为引领，判断是否符合《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若符合，以诈骗共犯论处；若不符合，另行判断是否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要件。依据《电信网络诈骗意见》第四条第三项的规定认定诈骗共犯，需同时满足以下标准：帮助取款行为在电信网络诈骗正犯的实行行为完成之前介入；帮助取款行为与电信网络诈骗正犯结果之间具有因果性；帮助取款行为人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明知他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事前准备好现金、提供银行卡用于接收赃款，随后套现、取现，反复帮助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套现、取款的行为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43.叶某权、叶某君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诈骗数额接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标准，并具有诈骗老年人财物情节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
0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之规定，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接近”一般应掌握在相应数额标准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普通诈骗与电信网络诈骗在数额接近的认定标准上应当保持一致，即采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认定标准。
03.对于诈骗总数额已达到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标准，只有其中部分数额相对应的事实具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时，不要求该部分数额必须达到接近“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即可升档量刑；但为确保罪责刑相适应，与从严处罚情节相对应的数额应达到一定比率，即占比不能过低才可考虑升档量刑，当诈骗老年人钱财的数额超过诈骗总金额的百分之五十时，可整体评价为“以诈骗老年人为主”，即可以“数额接近+诈骗老年人”为由升格法定刑。
44.谢某桥诈骗案
裁判要旨
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归还的部分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总金额。首先，被害人所做出的财产处分与其实际期望结果相关联。行为人之所以归还款项，是因为其受托所实施的行为达不到被害人所期望的结果，进而被害人要求行为人退还钱款。结合诈骗罪的具体客观表现，可认为被害人所期望的结果是其所做出的财产处分是成正比的。被害人基于行为人的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但后因达不到所期望的结果，故拟作出财产处分也有所减少，行为人归还钱款的部分则不应认定为被害人错误处分的钱款部分。其次，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退还给被害人的款项，可以视为一个退赔情节，故不应算在实施诈骗犯罪行为的诈骗总金额中。
45.杨某诚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行为人伪造材料骗取不动产登记中心信任，将他人房产等不动产登记在本人或指定的其他人名下，实现对房产等不动产的非法占有和控制的，符合诈骗罪的犯罪特征，构成诈骗罪。
02.行为人骗取产权登记后，犯罪已然既遂，犯罪数额应当按照被诈骗房产市场价值计算，之后实施的抵押贷款等处分赃物行为，不影响对犯罪数额的认定。
46.刘某甲、刘某乙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对于伪造材料申报国家专项补贴资金是否构成诈骗罪，要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审慎判断，准确认定被告人是否具备申报专项补贴资金的关键资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避免只要材料造假即一律入罪。
对于申报企业不具备专项资金申报的关键资质，不符合实施补贴资金项目的基本要求和必备条件，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专项补贴，致使有关部门基于错误认识批准、下拨补贴款项，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对于申报项目符合国家专项资金政策基本条件，只是在申报过程中存在个别夸大实际的情况，伪造或提供非关键性虚假申报材料的，对行为人一般不宜按诈骗罪定罪处罚。
47.于某某等人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犯罪集团的理解与认定。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罪集团。故犯罪集团的成员是为了相同的犯罪目的而纠集在一起的，一般具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分工。犯罪集团的认定还要着重审查团伙、公司的发展情况及其成员的聚合方式。对于公司成立目的不是犯罪，而是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为了追求利润而进行电话诈骗活动的，应与专门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犯罪集团加以区分。再从成员构成来看，对于团伙成员系通过公开招聘、介绍等途径而来、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等形式成为公司员工的，应认定其与犯罪集团的纠集方式有显著区别。
02.多层级犯罪团伙中主从犯的划分。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对于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加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实践中，公司化运营的诈骗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一般具有多个层级，在判断共同犯罪案件的主从犯时，不能简单地以行为人是否系诈骗罪的实行犯为标准，而是需要妥善运用证据规则，对全案事实和证据进行综合分析评判。认定主犯，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考察行为人是否系犯意发起者、是否利益主要获取者、是否参与了犯罪的全过程或者关键环节，注重审查其参加实施共同犯罪活动的程度、具体罪行的大小、对造成危害结果的作用等。对于罪行相对较轻、没有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行为人，以及仅参加了部分犯罪环节的行为人，可认定为从犯。
具体来说，对于诈骗团伙的起意者、指挥者，一般也是诈骗收益的主要获取者，应认定为主犯。对于团伙的实际控制人、出资人，虽然地位稍低于犯罪起意者、指挥者，但积极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施、筹划、重大决策，并按较高比例分配利润，应认定为主犯。对于诈骗团伙日常业务负责人，一般表现为总经理，负责人员招聘、培训、业绩考核、工作协调等工作，上传下达，作用积极，亦应认定为主犯。犯罪团伙底层的话务员、业务员对于整个犯罪活动起次要、辅助作用，获益较小，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
对于犯罪团伙的中层人员，一般表现为团队小组长、门店负责人等，地位高于话务员、业务员而低于总经理，其负责对底层话务员、业务员的工作进行管理、督促，并从中提成，应对整个小组、门店的犯罪金额承担责任；然而，相对于犯意的发起人、策划人、总经理来说，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作用是次要的，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
48.陈某平诈骗案
裁判要旨
被告人在不具有归还能力的情况下，通过虚构事实、虚夸办事能力骗取被害人信任，进而以借为名骗取被害人钱款，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相应款项一并计入诈骗数额。
49.史某其诈骗案
裁判要旨
在赌博型诈骗犯罪中，行为人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采用了欺诈的手段弄虚作假，支配、控制赌局的输赢，单方面确定赌博胜败的结果，使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误认为自己运气不佳而“自愿”交付财物给行为人。此种行为属于以赌博之名、行诈骗之实的行为，实质上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50.王某杰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民事纠纷（欺诈）与诈骗罪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不能因为客观上存在交易关系就断然否认诈骗罪的成立。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民事纠纷（欺诈）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只是由于客观原因，一时无法偿还；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是因为客观的原因不能归还，而是根本不打算偿还。
02.一般认为，根据处分对象的不同，假借国家公权力类诈骗案件中“财产取得”的判断标准亦有所区别：就财物而言，取得财产的最低限度是取得财物的占有，占有的取得当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只是一种事实上的支配、控制；就财产性利益而言，取得财产意味着行为人或第三者获得（或享用）了财产性利益，存款债权便属于后者。
03.一般而言，诈骗案件只涉及行为人与被害人，涉案财产也只会在两者之间流转，被害人的损害意味着行为人的取得，反之亦然。但是，在有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取得财产与财产损害便不具有同质性。换言之，此时被害人的财产损害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或第三者取得财产，也不能简单地以行为人或第三者是否取得财产来判断被害人是否遭受财产损害。
51.尹某林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保险诈骗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具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身份。对保险诈骗罪中的“受益人”应作与保险法上的“受益人”一致的解释。被告人没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身份，不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正犯。
02.保险诈骗案件中，无身份者单独制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理赔的行为，应以诈骗罪论处。
52.刘某甲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01.在网络销售型诈骗犯罪中，行为人往往会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对此，应当根据涉案商品价格、功能、具体行为方式等进行综合判断，妥当把握诈骗罪与虚假广告罪的界限。对于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悬殊，采用固定销售“话术剧本”诱使被害人反复购买，致使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可以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属于网络销售型诈骗犯罪，依法以诈骗罪论处。
02.网络销售型诈骗犯罪，往往层级复杂、人员较多。办理相关案件，要坚持宽严相济，准确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妥当裁量刑罚，实现罪刑均衡。对于主观恶性大，把“销售”变为“骗术”的组织者、领导者等主犯，从重处罚；对于参与时间短、仅领取少量报酬等发挥作用较小的人员，可以依法从宽处理，通过适用缓刑等，确保案件办理的良好效果。
03.非法购买公民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构成数罪的，依法予以并罚。
53.郑某梅诈骗案
裁判要旨
诈骗犯罪数额是行为人通过实施诈骗行为而实际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行为人在被侦查机关立案前已归还的部分钱款，包括以利息名义给付被害人的钱款，不应计入诈骗数额。
54.任某诈骗案
裁判要旨
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系情侣关系，基于双方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被告人将部分款项用于共同生活支出的，对该部分款项缺乏非法占有目的，应当从诈骗数额中予以扣减。
55.苗某某诈骗、单位行贿案
裁判要旨
为骗取国家补助金，虚构事实同时又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两行为虽有一定的牵连，但行贿不是诈骗犯罪构成中的必要手段，能得到受贿人的关照而得以骗取国家补助金也不是行贿后的必然结果。诈骗和行贿两个行为具有独立性，前一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后一行为侵犯的法益是公职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应实行双重评价。以行贿手段诈骗的应数罪并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
56.周某仁等人诈骗案
裁判要旨
行为人虚构享有著作权的事实进行“维权”提起民事诉讼，符合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的，以虚假诉讼罪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57.范某榔等诈骗案
裁判要旨
对于公司化运作的犯罪集团中各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应当按照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结合行为人的入职时间、职务、职权、是否参与决策和管理、具体行为、影响力、获利情况等综合判定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罪责等，确定主犯、从犯、胁从犯，并准确适用刑罚。
58.孙某、徐某、周某等诈骗、非法经营案
裁判要旨
01.实施诈骗行为后，被害人因错误认识进行了转账等行为，导致被害人的资金实际受到被告人的控制时，即可认定为诈骗罪既遂。即使由于公安机关及时介入，被告人未成功使用其所控制的受害人资金的，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2.计算犯罪数额涉及汇率转化的，存在多个适用标准或难以确定标准时，应当按照有利于被告人原则，确定换算结果最低值为犯罪金额。
59.王某、方某民诈骗案
裁判要旨
行为人将不属于自己所有的手机号码以自己的名义卖给他人获取钱财的行为构成诈骗罪。
目前移动电话已没有入网费，因此手机号码本身不具有价值，不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行为人利用伪造的身份证将他人手机号码过户至自己名下，但是上述号码实际并未脱离原机主的控制，原机主发现后可以随时到移动营业厅将号码取回，且没有任何障碍，因此行为人对他人手机号码并没有实际取得占有，其行为不构成盗窃罪。
60.王某等人诈骗案
裁判要旨
认定公证人员是否“明知”他人实施“套路贷”犯罪，应当根据该工作人员认知能力、既往学习工作经历、办理公证的次数和手段、履行程序的正当性、与同案人的关系、是否存在刻意规避查处行为及获利情况等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公证人员明知办理公证事宜的人员实施“套路贷”犯罪，仍旧协助办理公证的，以相关犯罪的共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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